生活轶事

小时候妈妈梁思庄告诉我，外祖父叫梁启超（1873—1929），人很风趣、有人情味，我应叫他“公公”。

公公的第二子、我的舅父梁思成是我国享有盛名的建筑学家，他的妻子林徽因也驰名建筑界。

在这里，只记述一些他们的生活轶事。

公公的性格非常鲜明，优点、缺点都很突出。他勇敢、自信、率直、豁达，敢于淋漓尽致地发表意见，并且认为这是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在其主编的《时务报》中，他发表了大量政论文抨击时弊。

公公风趣、热情、好动。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消耗而有余。”

公公干起事情来专注也是出了名的。外婆王桂荃讲过这样一件事：一次，公公下班坐包月车回家，一路上专心地酝酿一篇文章，回到家时，文章腹稿已成，烟头把棉衣烧了一个小洞，他却没察觉。曾跟随公公的曹五告诉我，公公写作时，经常左手拿茶杯，不时饮上一两口，右手拿毛笔写字，若忽然想起某件事情，总是杯笔不放就叫“来人啊！”门外的听差应声而入，他交待完事情后，又立即继续写作。公公一生的大量著述都是他抓紧一分一秒创作的成果。

公公的身体一直很好，这与性格豁达开明不无关系。他50岁后患了肾病，医生建议他动手术。动手术前，有人劝他不必割治，说有患者吃中药已治好。但他相信协和医院，相信新科学，坚持做了手术。谁知医院把他的好肾割了，却留下了坏肾。作为受害者，公公本可状告“协和”，但他没有这样做，相反在徐志摩等人口诛笔伐“协和”时，写文章为“协和”说话——他把西医看做是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他怕因为这件事使人们失去对西医的信任。

二舅梁思成在我记忆中是小矮个儿，满头乌发，瘪瘪的嘴，机灵的眼睛戴着一副眼镜，身材很瘦，弯着腰，背微驼，腿微瘸，走起路来却蛮精神的。他若穿上西装、系好领带，还有股子帅劲，妈妈总说：“你二舅很潇洒。”每次二舅来我们家，妈妈总会说：“漂亮小伙子来啦！”他们兄妹在一起总是亲亲热热、高高兴兴的。

二舅于1901年出生于日本，出生时，两腿畸形撇开，两脚尖相对。公公请了一位外科医生给他治疗。医生建议把他双脚扳正，用绷带扎紧，然后再放入一个小木盒子里。公公同意了。一个月后，二舅的腿果然治好了不少，但脚板还是有点儿斜。后来，二舅又患了颈椎软骨硬化和颈椎灰质化症，颈椎僵化不能转动，必须终年穿很重的铁背心来支撑上身，如果要看身背后的东西，必须整个身体向后转。所以我们从不在背后叫他。我小时候很爱和二舅开玩笑，有时躲在他身后故意小声叫：“二——舅——”他知道我逗他，就拿手杖向后一挥，但绝不回头，然后我俩会一前一后哈哈大笑。

1923年，二舅遭遇车祸，左腿比右腿短了一截。为此，他在大半生中忍受着疾病带来的极难承受的痛苦。但他非常坚强，还在建筑学上取得世界一流的成绩。

“思成梁启超”这个名字是公公为二舅起的。1927年，当时在美国的二舅和林徽因准备结婚。公公于1927年12月5日给二舅的信中有一段写道：“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国习惯叫做‘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全部的人格和名誉。”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公公对二舅这个长子所寄予的希望。

二舅的一生，没有让公公失望。

1915年夏，二舅进入清华读书。当时只有14岁的他在公公的调教下已有较好的国学根基。在清华的8年中，他显示出多方面的艺术才华，善长钢笔画，用笔或劲炼或潇洒；他酷爱音乐，曾是清华管乐队队长，吹小号，亦擅长短笛；他身体不好却爱好体育运动，曾在校运会上获跳高第一名，他的“特异技能”是爬高——手攀绳索自由上下。著名体育家马约翰教授直到晚年还常常提到二舅在国外念书时爬高、跳绳都很好，二舅后来爬山涉水到各地进行古建筑的艰苦调查测绘，这种运动技能起了很好的作用，使他轻易地攀上古建筑。

二舅是激进的爱国主义者。清华“校史组”称他为“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是清华学生中的小领袖之一，是“爱国十人团”和“义勇军”的中坚分子。

大学即将毕业那年，也就是1923年5月7日，二舅骑摩托车载着三舅去参加北京学生举行的“国耻日”纪念活动（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正出南长街便遭遇车祸。三舅伤势轻些，二舅流血很多，左腿骨折，脊椎也受到了严重损伤。为此，在协和医院住了好长时间。从此，他的左腿比右腿短了一截，本来他毕业即要去美国深造的，这样只好推迟一年才出国。

二舅住院期间，林徽因每天都到医院去看望他。

公公和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挚友。林长民性格开朗，充满政治热情而又严谨。公公和林长民想结成儿女亲家，但他们并不完全按传统婚俗行事。公公明确地告诉当时才18岁的二舅和15岁的林徽因：尽管双方家长都赞成这门亲事，但最后还是由你们自己做主。

林徽因深得她父亲喜爱。1920年，她随父亲游了半个世界，不仅是父亲最好的旅伴，而且是得力的助手。最后到了伦敦，她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能随意和造访她父亲的各国客人交谈。这种社交能力对她后来的事业有很大的帮助。

在英国期间，林徽因认识了公公的弟子徐志摩。徐志摩是很有魅力的浪漫派诗人，很幽默，他为林徽因的聪明、美丽、活泼、非凡的气质所倾倒，很快爱上了她。林徽因当时还是16岁的女中学生，对比她大八九岁的徐志摩差一点叫“叔叔”。她当然知道徐志摩在追求她，但她是传统观念很重的姑娘，尊重两家父亲的意见，也认为“门当户对”是美满婚姻的重要基础——家庭背景与志趣的一致会使彼此更加理解，感情更加坚实深笃，更何况二舅学业优秀、思维敏捷、多才多艺、富有幽默感，还有他那男子汉的气质风度，都是她所喜爱的。所以，她并不为徐志摩所动。

1924年，二舅和林徽因一起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二舅读的是建筑系，当时建筑系不招收女生，林徽因报读了美术系，旁听建筑系的课。

1927年，林徽因于宾州大学美术学院毕业后，又进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了半年舞台美术设计，她是我国向西方学习舞台美术设计的第一位留学生。2月，二舅获建筑系学士学位。7月，获硕士学位。

林徽因天资聪颖，画画写诗均十分出色，性格活泼开朗，又有倾国倾城之色，追求她的男孩子很多。不过，二舅最占优势，因为他们出国前就已有较深的感情，出国后学业上志同道合，再加上三舅思永、四舅思忠和我妈妈思庄在一旁鼓劲，二舅总是既信心百倍又耐心十足。他们决定成婚时，公公为他们如何订婚与结婚真是用心至极，甚至他们的定情饰物——玉佩，都亲自选定。婚礼到底在加拿大还是在中国举行，仪式程序如何，公公都一一慎重考虑择定，真可谓“包办到底”。婚后新婚夫妻旅欧度蜜月的路线，公公也斟酌再三，当然，他本意不仅是为新郎新娘游玩得痛快，更多是让他们饱吸欧洲文明，这实际是为儿子与媳妇上一堂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指导课，也是他们毕业后对西方建筑的一次见习。

二舅妈很传统，结婚时，不喜欢穿西式结婚礼服，也不愿在教堂举行宗教结婚仪式。1928年3月21日，二舅和二舅妈的婚礼在中国驻加拿大总领事馆里我大姨家客厅举行。当时大姨父周希哲在加拿大做总领事。这当然是公公的意思。新娘林徽因为自己设计了一套“东方式”的结婚礼服。结婚那天，美貌的新娘身穿美丽服饰，轰动了加拿大新闻界，摄影记者们纷纷赶来为这对新人拍照。

二舅妈年轻时患过肺结核，1947年因为结核菌侵入肾脏，切除了一个肾，所以北平解放初期，她身体很弱，很少出门，每次全家聚会她都难得参加。这次，天气很好，大家在大姨家欣赏葡萄和各种各样的花。突然，二舅妈说话的声调高了起来，而且飞快不停。二舅不时慢条斯理地轻声反驳，原来他们对花草的布局有不同的看法。外婆王桂荃把我们大家轰进屋里，只留下大姨在那里“调解”。外婆对我们说：“唉！他们是一对爱吵嘴的‘欢喜冤家’，别管他们，一会儿就没事了。”果然不一会儿，他们就“雨过天晴”了。他们恩恩爱爱一辈子，也吵嘴吵了一辈子，不过他们的吵嘴很少是为婆婆妈妈的家庭琐事，大多是为了业务上的事，也可以说是高水平的吵嘴吧。

熟悉我二舅妈的人，都知道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嘴巴不饶人，但心眼好。她喜怒形于色，绝对真实。妈妈对二舅妈的性格也有这样深刻的认识，她们姑嫂二人始终是好朋友。1936年1月我爸爸病逝，悲哀的妈妈带着年仅1岁半的我从广州回到北平，初到北平时我们就住在二舅家，二舅妈十分善待我们母女。我们刚到北平，她就出去考察了，她因很挂念我们，常给妈妈写信。

1952—1953年，二舅妈来我们家的次数最多，那时她动了手术不久，身体渐渐恢复，虽很瘦弱，但医生说天气好时出户外活动晒晒太阳有好处。这时二舅工作忙，他们的儿女都不在身边，再冰表姐南下，从诫表哥上大学住校。二舅妈喜欢我们家有田园风味，也爱和我妈妈聊天，她长期包用一辆三轮车，每星期四下午或是周末就到我家来。她知道我最爱吃冰棍，天热时常用一个小广口保温瓶装满水果或是小豆冰棍，放在车子座位脚下带到我家，到门口时她总是使劲地叫：“Boo—Boo！冰棍来啦！”我一听到这声音，总是飞奔出去：“二——舅——妈！欢迎冰棍。”先把广口保温瓶提好，然后扶二舅妈进屋，妈妈总是轻轻问：“Are you all right？（你身体好吗？）”二舅妈总是点点头。她们两人说话经常夹用很多英语，而这句话是我听妈妈对她说得最多的，当时以为这是她们见面的客套话，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这句话饱含了妈妈对二舅妈的一片爱心，和对她健康的极大忧虑。

二舅妈的审美观是反对复杂和豪华。她认为自己的家一定要舒适，要简单，50年代初，成立了清华、燕京、北大3校“建委会”，为了解决燕大教职工的住宿问题，在中关村的荒地上建起了一大片小平房，这就是院系调整后远近闻名的北京大学中关园宿舍，这些平房刚刚盖好，二舅妈非常高兴，和妈妈一起看房子，赞扬说：“这房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当我们搬到新居后，她就开始张罗着帮妈妈设计布置房间。她擅长室内装饰，她告诉妈妈，窗帘单色的好看，如果是花的，最好是大花。正好1948年曾有朋友从美国回国给妈妈带来漂亮的黄底和桔黄色大花的窗帘布，二舅妈大为欣赏，于是这布就从箱子里找了出来，做成了客厅的窗帘，还用同样的布做了沙发罩，摆上两个同样布做的靠垫。这沙发是抗战胜利后从东单地摊上买的，地毯是几十年前公公家用的一块旧的。这些不配套的东西，经二舅妈一设计，客厅显得十分舒适美观。二舅妈非常得意地对妈妈说：“你看多舒适！”

二舅是家中的幽默大师。他自小淘气爱开玩笑，开口妙语连珠，到老也本性难移。他成为世界著名建筑学家后也从不摆架子，不放弃一切机会表现他的滑稽腔，曾给人们带来许多欢乐。

50年代初，妈妈接二舅到我们家休养。一天吃饭时，二舅对妈妈说：“唉！我是无齿之徒，有不白之冤啊！”吓了我们一大跳。原来，他说自己是没牙齿的“无齿之徒”，而他到老还是满头黑发所以有不“白”之冤。

大约在1951年下半年，天气还很热，我们当时住在燕园南门一个小小的四合院里，和我们相通的前院是七公梁启雄家，七婆非常会做菜，还会做很多广东小吃如薄脆饼干、萝卜糕等。那时二舅妈的身体很虚弱，二舅既要照顾病人，工作又繁忙，睡眠不好，身体更瘦。妈妈和七公商量后，把二舅单独接到我们家住了几天，一方面躲开找上门来的事务，另一方面请七婆做些好吃的给他补养一下，让他晚上睡个安稳觉。谁知他躲到哪里人们就找到哪里。一天，当客人走后他要休息一下时，二舅才发现忘带拖鞋了。妈妈叫我立即骑车去清华取。但二舅穿上我的粉红色绣花拖鞋觉得很舒适，叫我不要去取了。妈妈觉得二舅这个大教授穿着绣花拖鞋接待客人不好，便用蓝叶咔布把鞋面包起来。二舅非常高兴地又开玩笑了：“BooBoo，咱们两个人共产，合穿一双拖鞋，我穿的时候套上蓝布，你穿的时候取下蓝布，这就多辛苦你妈妈喽！”那个年代穿绣花拖鞋有被扣上“小资产阶级思想”帽子的危险，这样，这双拖鞋直到穿破也再没现出原形。

1954年二舅妈去世后，二舅在孤寂之中经常来我家，妈妈把小茶几、椅子搬到院子，大家坐在那里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二舅称之为“摆茶座”。一次，他在茶座上给我们讲起他多次带文艺演出团体到国内外访问，很多节目他都背熟了，说着，他站起来学了一句郭兰英的唱腔，又做了一个郭兰英谢幕的姿势说：“我这样训练几次，也能和这些名角一块登台了吧？”他学得果然很像。